思想者｜张道根：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经济如何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在上海社科院原院长张道根研究员看来，身处这一关键时刻，只有准确把握世界之变，科学认识中国之变，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才能把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以下是他在安徽省产业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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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少国际组织都作出了它们的判断。比如，经合组织（oecd）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2.2%；世界银行警告全球经济面临“失去的十年”，到2030年平均增长率可能比21世纪头10年低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至2.7%，占全球gdp1/3的国家面临衰退。这些判断准确与否，尚待检验，但从中透露出重要一点，那就是：世界经济处于长周期下行，迈入不同以往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更大的时期。在我看来，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期，只有准确把握世界之变，科学认识中国之变，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才能把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
客观认识世界经济之变
具体来看，世界经济之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世界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规模增长和结构变化，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目前世界人口出生率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人口负增长。全球50多个国家适龄劳动人口减少，远高于2000年的17个。
二是全球负债过高。现代经济是负债融资的经济，没有债务杠杆撬动不了经济增长。但过度运用债务杠杆，必然引发经济危机和衰退。当今全球总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300%，美国总债务率比2008年增长3倍多。美国缩表加息抑制通胀，导致世界许多国家债务负担加重，金融市场动荡，偿债风险加大。
三是全球资产价格风险增大。金融市场扩展支撑经济发展，但金融过度扩张则会危害实体经济。目前，世界金融市场规模四倍于经济规模，并且仍在继续膨胀，积累更大风险。金融危机多发，比如美国硅谷银行等破产危机，瑞士信贷银行破产危机，等等。此外，近几年加密货币、清洁能源、无盈利高科技公司和无实体特殊目的收购公司资产下跌或泡沫破灭增多。
四是世界性通胀压力增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高通胀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又回来了。全球资源价格前些年上涨过快，“绿色通胀”明显；各国持续货币放水和赤字加大，刺激经济稳定复苏，但寅吃卯粮，加剧通胀；全球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减少，工资和劳动成本上涨难以遏制；“去全球化”抑制了各国比较优势发挥，引致世界许多国家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价格上升。
五是全球供应链布局加快重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已在发生方向性根本性重构调整，突出特征是由“成本和市场”导向转向“安全可控和意识形态”导向，呈现“近岸化”“区域化”“本土化”“友岸化”外包和布局趋势。美国着力构建一系列排他性小集团，运用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法律等，如《芯片与科学法案》《2022年通胀消减法案》，对华实施“脱钩、封堵、遏制”，重组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结构。欧盟也开始用基于行政力的产业政策，强调确立自主可控的“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此外，日本和韩国也跟随美欧强调经济安全，等等。
六是世界地缘政治冲突迭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总体进入长和平时期，虽有两个阵营竞争对抗，但没有爆发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和战争，全球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超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繁荣时期。然而今日不同了，乌克兰危机冲突扩展，大国关系更加紧张，局部地区军事角力加大，世界许多地方不太平，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
全面把握中国经济形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位置，2021年人均gdp首次达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发展韧性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突出，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完整齐全，市场主体数量庞大，宏观调控政策空间大，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和内外风险挑战不断增多的时期。虽然经济总体呈回升向好态势，但继续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必须抓紧破解影响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瓶颈难题。我主要从三方面来展开。
（一）客观认识需求收缩，准确把握消费、投资、出口需求长期变化。
一是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化，抑制消费需求增长。必须看到，中国劳动力红利正在逐渐消退。20世纪60-70年代“婴儿潮”一代陆续进入退休高峰，老龄化、少子化、劳动力总量减少的时代已来。2011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越过峰谷下行，2022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见顶回落首次为-0.6‰。
二是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妨碍消费需求升级。中国2020年家庭部门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接近140%，高于美、日、德等主要国家。疫情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持续慢于平均数增速，中低收入群体受影响更大。尤其是青年失业率2022年7月达到19.9%，创历史新高，压抑了最活跃的年轻人消费需求增长。
三是投资拉动边际动能减弱。大规模超常规投资拉动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房地产投资比重大、带动力强，但超常规增长期已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过度超前，债务大、结构性区域性过剩。制造业投资增长依然较快，但中国制造业占全球30%，规模扩张的空间有限。近两年制造业增长快，主要由资源性工业和医药、计算机设备等涨价、下游出口行业贡献以及外资特别是石化、汽车、电气等装备大项目带动（仅德国三大汽车巨头及巴斯夫四家企业，2022年对华投资占欧洲直接投资34%）。
四是出口需求快速增长不可持续。依赖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中国外贸依存度2006年最高为64.5%，是世界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2020年已降至32%。一些国家为供应链安全“去全球化”“去中国化”，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出口竞争力增强。世界经济进入中期调整重组，滞胀衰退不会很快过去。今年一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回升较快，但今年春季外贸订单总体下降40%，传统产品订单下降50%，后续出口能否恢复强劲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企业困难如果加大，就业问题将更加凸显。
（二）深入认识供给冲击，把握关键、突出重点、优化结构，完善供给体系。
一是关键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更加突出。关键核心技术买不来、讨不来，美国等对华高技术围堵封锁不断加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链、价值链提升，但许多核心技术、重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掌握在别人手中。
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去中国化”重组。半导体产业和化工、汽车、精密机械制造等产业加速全球布局调整，可能带来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更多向外转移。如何用成本、产业链特别是利益等稳住外资企业，非常重要。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收益率比东盟高6%，比北美、欧洲高9%。如何保持这一优势、用好这一优势，十分关键。
三是经济转型升级中“脱实向虚”的危险仍然存在。金融的本质特征是配置资金服务实体经济，金融的最大危险是自我玩钱。经济结构升级过程中，容易出现金融自我循环膨胀的“虚高度化”，因此要切实解决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科技、人才与产业有机融合的问题。中国金融业占gdp比重约9%，超过世界金融强国美国。加上各种准金融和隐性金融，中国金融业占gdp比重超过10%。中国金融企业特别是大金融巨头的利润占全国企业利润48%，如果加上各类准金融企业，则高达65%。因此，尤其要防范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问题。
四是绿色低碳发展更加紧迫。中国人均耕地、森林、淡水和矿产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下，重化工业比重仍然很高。如何处理好绿色低碳转型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难度很大，统筹推动加大低碳转型和保持经济稳定持续较快增长至关重要。
（三）深刻把握预期转弱，坚定国际国内社会对中国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改革不变的预期。
一要稳定制度预期。改革开放以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中国经济长时间高增长奇迹。市场制度的底层逻辑绝不能改变，市场化的好制度、好政策、好办法，必须坚持、加强和完善。
二要稳定投资预期、财产预期、消费预期。法治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和根本保证。中国古代文明重礼治但最缺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要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规范、透明、公正、有效的司法体制，确保市场主体和个人独立的财产权和经营权不受侵犯。
三要稳定政策预期。政多变则民疑。要确保国家各项经济、社会、环境保护等政策公开透明，保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渐进性，切实防止随意变、乱调整。
四要稳定扩大对外开放预期。中国的改革开放，靠的是对外开放引领带动。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进制度型开放。
中国经济发展改革政策措施取向
中国已深深融入世界，世界之变深刻影响中国之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中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不变，更加注重把握好稳与进的关系，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着力促进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首先，更加有力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扩大政府支出，赤字率提高到3%，适度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加大政策性银行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力度。二是推动财力下沉。越是基层政府，越贴近群众生产生活，最知道公共财政该用于什么、怎么用有效。适度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和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一般转移支付力度，保就业、保民生、保基层运转。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聚焦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完善养老、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等。四是促进财政政策与各项政策协同。注重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及就业、产业、科技等政策协调配合，通过财政贴息等办法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技改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新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等。
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精准、有力。一是货币供给适度宽松。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力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扩投资、稳就业、促消费。二是资金成本稳步下降。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贷款利率稳定下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三是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加强预期管理，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四是结构性改革精准有效。实施结构性货币金融改革发展策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支持“三农”、小微企业发展，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基础设施、绿色低碳转型、重大项目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五是提升资本市场功能。把准市场取向，扎实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促进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六是切实防住金融风险。加强宏观管理，强化综合监管、穿透式专业监管，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三，全面启动、逐渐加快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45%以上，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40%。消费是最终需求中最稳定的最有意义的需求，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会产生巨大潜力，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生活质量提升。因此，未来还须大幅提升消费比重，让更多人过上更健康、更多样、更有趣的生活。要全面促进居民商品与服务消费扩大和结构升级，重点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保就业、增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市场监管、鼓励公平竞争、反垄断等。可以预期，未来大众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将快速回暖，专业化品牌化细分化个性化消费持续拓展，新消费有望继续扩张。
第四，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数字化转型、高端化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中国制造业比重高、规模大、产业链完备齐全，关键要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强化量大面广的中等技术经济，大力推进数字化、高端化、低碳化转型。突破核心技术制约绕不过去，必须聚焦关键重点，不能摊子铺太开，更不能四面出击搞“大跃进”。强化中等技术经济是最要紧的基础，发展中大国经济繁荣和有效率效益，主要由中低技术经济部门的活力和竞争力所决定。中低技术经济部门现在和将来，都仍然是我国最有比较优势，最能解决就业、收入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部门。经济数字化、高端化、低碳化转型大势所趋，给中国各行各业发挥比较优势、跨越发展，创造新机遇。数字化应用带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5g链接工厂、智能制造等智能工厂、智慧供应链将加快发展。中国特色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加快构建，数据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赋能实体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第五，扎扎实实抓好市场化改革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是基础性、决定性的。抓住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契机，在加强宏观集中统一管理的同时，更加广泛、深入、有力推进市场化制度创新，构建统一、公平、规范、完善的市场体系，稳定全社会长期预期，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最重要的是抓政策落地落实。要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视同仁的准入环境、便捷高效的政府服务等，一件件、一项项抓紧、抓实、抓好。
第六，更加注重构建高标准高水平的开放体系。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发达经济体投资安全保护加强，中国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变化，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挑战增多、压力加大。2023年扩大高标准对外开放是重中之重，要抓住时间窗口，化危为机，巩固优化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体系中地位和作用，增强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吸引力影响力凝聚力。加快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挥中国制造和服务价廉质优性价比高的优势，扩大进出口贸易总量，优化贸易结构。抓住疫情后经济反弹时机，用好中国经济（今年目标5%）好于世界经济（imf预计2.7%）的带动效应，稳定和提升外资企业对中国发展信心，进一步吸引外国投资。要推动扩大市场开放政策密集配套落地，主要领域集中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法律服务、运输物流、金融等，重点发力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技术创新、绿色低碳发展领域。同时，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
【思想者小传】
张道根，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长期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专注发展理论、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及发展政策研究。著有《经济制度演进的逻辑——政治经济学讲稿》等。（作者照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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