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想象》的文学评论：机敏、凌厉，有如寒光四射的刀锋
青年批评家徐兆正首部批评文集《拒绝想象》以宽阔的视野，透彻的思辨，犀利的文字，对中国文学进行全方位的有力思考。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现象论，旨在回答何为文学的先锋精神，历史小说与侦探小说等通俗文学形式与纯文学的结合，人文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及和解，日常生活的诸种面向等问题。下编为作家论，论述对象举凡林语堂、沈从文、刘震云、格非、宁肯、阿乙等六位作家。
除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这些文章的立意还浸透着现实意味的关切。思考文学，究其根本是要让文学重新成为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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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博士、青年文学评论家徐兆正是近年来文学评论界异军突起的一名骁将，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兼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他的文学评论，不是那种堆砌式的评论，也不是那种说教式的评论。他的评论有温度，有热度，读起来很亲切，不会令人觉得高高在上；同时，也不是那种吹嘘式的拍马屁评论，而是一种发自内心、接地气的真实评论。
20多万字的《拒绝想象》是徐兆正的第一部批评文集。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针对一些文学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传统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的关系，比如当代叙事的困境与类型文学的关系，比如当代语境中文学性与人文性的矛盾与和解的途径，还有历史小说的共情和想象等等。
作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柠认为，这些文章中，徐兆正试图将两个看似矛盾的观念，把握成一个合题。以往的研究中，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经常被描述成两种截然对立的文学思潮，徐兆正却将先锋文学描述为一种现实主义文学的自我更新机能。
文章对文学史演变规律的分析，也令人耳目一新，既不是盲目高蹈的哲学思辨，也不同于通行的文学史叙事。“这种论述，在我看来就是大量的阅读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在作家作品论的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拓展，而其力度则来自于将思辨方法与艺术审美相结合。”张柠说。
这部评论集的下编是作家作品论，内容涉及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比如林语堂、鲁迅、沈从文、刘震云、格非、宁肯、阿乙等。张柠在序言《思辨与想象的和解》一文中写道：“作家作品论是文学系学生的内功所在，兆正做得认真，也很细致，显示出较强的作品分析能力。甚至可以说，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四年中，除了出色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兆正最大的收获就是，弥补了哲学系学生文学文本分析能力的不足，让思辨的根须深深地插进审美经验的土地之中，使之生根开花结果。”
▲青年评论家徐兆正
作家刘震云评价，清醒、觉悟的目光，在徐兆正的《拒绝想象》中看到了。比如关于先锋文学。先锋文学是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一曲华章。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包括马原、余华、格非、苏童等在内的一批具有探索精神的年轻作家，打破传统叙事方式，以独特的写作拉开了先锋文学的序幕，为文学开拓了新的发展方向。
在《现实主义语境中的先锋写作可能》一文中，徐兆正抛出了“言志/载道”“有所言/无所言”“先锋派/新写实”“具体的文学建构/写作的开创精神”等一系列彼此角力而又深刻互涉的概念对子，并认为“一切先锋写作，都不过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自我更新”。
徐兆正写道：“在新时期文学中，真正开启一个作家独立思索由文学自身提出的问题，应当始于先锋小说。从马原的《拉萨河女神》（《西藏文学》1984年第8期）开始的这一批作品，都是文学在特定时期趋向‘言志’的体现。当然，所谓‘言志’的说法可能也并不十分准确。《迷舟》里有什么个人感情吗？《访问梦境》的文本意义又在哪里？至于《有关大雁塔》，恐怕更是对意义本身的消解。这里便关系到先锋文学中的‘言志’问题。”
“现在来看，叙述先锋小说的特色，用区别于‘目的’的‘审美’去代替‘言志’，要更为准确。文学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先锋作家正是根据这种艺术自觉，将文学切近地引向自身；从文学史的演进逻辑来看，返向自身的欲望，实际也是对此前诸种文学思潮的根本拒绝。……如果我们将现实主义作为文学那永恒的冲动来把握，先锋文学与新写实小说就都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自我更新，而两者也正是从不同方面为当下的写作提供了一定函数的启迪。”
“不过，两相来看，也许先锋文学的文学史意义要远大于它的现实意义，而新写实小说则恰恰相反。对于那些浸淫于现代主义文学成长起来的一辈人而言，先锋小说的叙事实验或语言革命，均无甚耀眼之处。迄今仍能给写作者以较多受益，或者说写作者更为接近的，反倒是新写实小说的道路。根据我的观察，最近一年来，切实在文学中触及到日常生活本相的作品，大多可以视为新写实小说的承续之作，而作者无一例外地放弃了先锋文学曾在语言或形式上所做的探索与努力，这大概并非巧合。”
“先锋”是一个不断向前的概念。那么，今天的先锋文学何为，或者文学何为？对此，徐兆正认为，先锋就是从现代进入当代的尝试，就是让文学成为同代人的文学。“在一篇将近二十年前的文章里（《‘新生代’创作答问》），张柠先生写道：‘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中，有一种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形式主义与九十年代的现实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可贵特点。小说创作，如何在叙事形式的层面上关注眼下的现实生活（因此区别于‘先锋’小说）；或者说，现实生活如何在叙事中进入小说的形式（因此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这是他们在创作中一开始就十分关注的问题。在具体的创作中，如何处理个人经验、新的现实经验、形式要素这三者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还只是刚刚开始。在我看来，这份意见迄今没有过时，而经验、现实与形式的关系仍然是摆在当代文学面前的难题。”
作为近年来活跃在华语文坛一线的作家，阿乙受到了包括格非、李敬泽等名家的赞誉，同时也受到了包括徐兆正在内的许多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在当代，风格鲜明的作家不多，阿乙算是其中面貌独特清晰的一个。
在徐兆正看来，阿乙的大部分小说皆以行动的讲述结构呈现出来，而作家对行动叙事的迷恋，也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大多被打上行动的烙印，有着“动身去解决一切”的冲决人格。两者合而观之，行动就成了人的境遇，而他们也一概为着自身命运的解放行动起来。
“在多数可称之为学问的事业中，经历了前期自我证明的激情之后，人们总应当找到一种激情的替代物。在我看来，阿乙找到的便是对写作的不断开拓。他曾将作家的使命理解为：通过写作，给笔下的人物一个定义，进而给一代人留下一种精神上的印证。这三种寓言完成之后——城市的寓言、自由的寓言、回指于自身的寓言——我觉得他也抵达了自己设立的价值标杆。此时此刻，面对亨利·菲尔丁的那句话：‘这里替读者准备下的食品不是别的，乃是人性。’阿乙当无愧怍。”在《阿乙论》中，徐兆正如是评论道。
乡村写作是近几年的一个热频词，但阿乙却直言在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之后就不会再写乡村了。他说：“我几乎集中了所有的认知、所有的材料来写这部长篇。写完之后，就无法再写乡村了。一是自己再也不能从乡村挖掘到写作的矿源；一是乡村作为社会舞台，作为人际关系呈现的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它在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
对此，徐兆正也有一番令人印象深刻地评论：“与故乡经验联系的紧密有阿乙早期的作品为证，而这种联系在此后的作品便以次方的程式不断递减——《猎人》一篇已然可以视作作者对过往情感经验的告别，真正告别乡村经验却是在《早上九点叫醒我》之后——直至《对人世的怀念》里雾气一般的虚构。缥缈自证了作者虚构能力的增强，也未尝不可言明他正在忍受记忆日渐风化的焦灼，或是对一个经验匮乏者的痛苦感同身受（作者对某些细节的重复使用，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虚构世界时偶或感知的无力，也使得他渴望重新攫住自己早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有的已像钞票一样用掉（重复终究是一种重复），有的则像是徒劳等待许久的情人一样走掉。置身于这种困境的作者，就像是站在时间河流里的尾生，他被激荡的河水推得越来越远，也越来越看不清当时的人事。忘却之神不可救药地降临，‘我少年时的宽阔之地已经消失了’。”
“或许是出于遗忘的痛苦，阿乙在不少随笔中都记录了自己造访梦境的经历，其中多数是醒来后遗憾于梦中世界的消失（《带刀侏儒》《女孩》《诗句》），它们呼应了《对人世的怀念》的第二部分：现实世界的消失；有的梦境干脆关于遗忘（《忘字》）。在《记忆》一文，阿乙写道：‘人重新进入过去，情况类似于救火，能记录下来的财物有限。有时烧掉的废墟太难看，还需进行拙劣的重建。无论怎样，从离开事情的那一刻起，你就失去对原貌的掌握。这是做人痛苦的一部分。’过去可以指代梦境，也可以指代逝去的现实。正如乡村与城市互为彼此的镜像，梦与现实亦构成一种镜像关系：梦醒后的怅然是一种经验的丧失，现实生活中里经验的匮乏同样是记忆流散的结果。在这里，对梦境的书写便构成了指向现实的隐喻：遗忘的梦总是经验匮乏者的梦。”
总之，在《拒绝想象》这部批评文集中，无论是先锋写作（《现实主义语境中的先锋写作可能》）、历史小说（《历史小说的共情与想象》）、侦探推理小说（《当代叙事与侦探小说的结构》）等各个领域，还是林语堂（《林语堂的三重身份》）、刘震云（《刘震云创作脉络辨》）等各位名家写作，徐兆正不仅分析和思辨都切中肯綮，卓有见地，而且还将名家形象以严谨的考据、精细的梳理立体化地用文字呈现了出来。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评论说：“机敏、凌厉，有如寒光四射的刀锋。徐兆正这些充满思辨和雄辩气息的文字，让我想到，真正的批评不仅仅是文学解读和文学阐释，更是一场和读者共同进行探险的文学旅途。”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洪治纲也认为，哲学的素养和中西文学的熏陶，让他（徐兆正）的评论有极强的内在张力、宽阔的视野和很好的可读性。（这是）一部高水准的评论集。作家李洱则点赞道：“这些评论文字，犀利却有理，扎实又实在，基于现状而不忘梦想。我很愿意，向热爱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读者朋友，郑重推荐这位优秀的青年批评家。”
（来源 读者报全媒体 记者 何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