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事业
【中国故事】
作者:陈果(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
子承父业的刘玉良,上了成昆线就舍不得走。
父亲参加过成昆线修建,铁路通车后,留在轸溪站,当了扳道工。刘玉良在那儿读了两年小学。成昆线上有二十二座烈士陵园,有一座就在车站边上。一次扫墓,刘玉良认识了徐文科。
插图:郭红松
脚下道路千万条,刘玉良读初中时,父亲问起人生理想,刘玉良不假思索:“上成昆,跟徐文科作伴。”
1965年9月3日,位于乐山沙湾的大桥湾隧道施工中突发塌方,铁道兵第10师47团22连战士徐文科念及二十多位战友安危,拒绝接受救援,把二十三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大山深处。筑路成昆的十二年间,二千一百多名铁道兵战士、筑路工人献出宝贵生命。耸立在轸溪火车站的徐文科烈士纪念碑,是成昆线上唯一为铁道兵战士个人修建的纪念碑。
1985年秋,刘玉良如愿以偿上了成昆,分到阿寨站。阿寨周边没有村子,除了列车停点,一个外人也见不着。站长断定血气方刚的他不出三个月就会求爹爹告奶奶申请调动,哪知在阿寨待了十六年,人家就没说一个“走”字。
去白石岩当站长是组织上的决定。一去就是十一年,这当中,峨眉车务段成立、撤销、重建,刘玉良稳如磐石。直到2012年8月他才被人记起,调往同样偏僻的柏村。
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内江,接到调令时,刘玉良人在家中。儿子考上大学,亲朋好友约好了,第二天上门道贺。挂掉电话,脱下围腰,他拎上行李就往新单位赶。妻子一顿数落,还是从电话里追上来的:“儿子高考你不在身边陪着,填志愿你不帮着参谋,这时候也是脚一抬就走,莫非你是对这个家起了二心?”
“花了那么大代价建起来的路,总要有人守。”仗着占理,刘玉良的嗓门,开得不小。
“离了你火车就不开了,地球就不转了?”妻子话里,起了哭声。
“这是男人的事业,你不懂!”借口火车就要进站,刘玉良挂了电话。
听人说起刘玉良的事,峨眉车务段领导表扬他以路为家,刘玉良像没听到。同事扯他袖子,他喉咙里才冒出个蚊子声音:“这算个啥,跟徐文科比!”
领导的话还有下文:“你二十七年里守的三个站,都在山旮旯里。‘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句话不能只挂在嘴上。下来我想办法,调你回内江。”
刘玉良急得像是要被人拿绳子捆走:“家里最需要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像一个人听惯了打呼,没有呼噜声反睡不着觉,真要调到别处,我还担心水土不服。”
又过了整整十年,五十五岁的刘玉良,依然守在柏村。
二
峨眉车务段三十九个车站中,马村和红峰,一个最北,一个最南。2021年春,马村站站长胡章林调任红峰站站长。有人担心胡章林承受不了。他的家在眉山,从马村到红峰,单位和家的距离,从四十多公里变成三百多公里。这一去,家和朋友,撂得就太远了。
四十六岁的胡章林心平气和。债多不愁,欠家里的,连本带利,下辈子也还不清,也没人指望他还。至于朋友,这个词早被时光做旧了。胡章林待过的站不少,马村离家最近。每次回去,在陪伴老人孩子间再怎么平衡,时间都显得捉襟见肘,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不回炉,再红的烙铁也会变冷,二十多年过去,曾经的朋友,大多只能在回忆里聚首。
报到那天,一下车,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红峰站海拔二千二百八十多米,比之前的马村站高出一千六百多米。来之前他并没拿这个当事,就是到了现在,他依然相信,再凶狠的狗见了人,汪汪叫过两声,还得卷起尾巴躲一边去。
嗡嗡声晚上却更响了。是电热丝在叫,不带喘气的。山下早已春和景明,行车室的电炉还在加班加点,胡章林惊掉了半个下巴。“就是三伏天,凌晨四五点,行车室里还得开着电炉。”值班员吕奉清在开玩笑,胡章林也不揭穿。
一天四十多趟列车从小站经过,值班室全天候运行,六个人的红峰站,只能单岗值班。列车通过有十道作业程序,发车有九道作业程序,从接受预告、开放信号到监视列车通过再到接受到达通知,全靠一个人眼看、手指、口呼。一环扣一环,一个人堪比一支队伍。
列车隆隆驶过,小站恢复宁静,值班员从一支队伍还原为一个人。没有人可以搭话,而行车室里,打电话、刷视频、看书又是违禁动作,铁路上空空荡荡,被控制台占了一半的行车室,同样显得空旷。任谁当班,目光都会透过幅面宽广的玻璃窗,看天,看云,看山,看林海,看有没有一只鸟从窗前飞过,看刚刚飞过去的鸟是不是昨天那只。这还是好的,至少有天有云有山有林海,有可能出现的一只鸟看。晚上,这一切躲起来了,无法无天的孤独感,更加的气焰嚣张。
杜康不能解忧,调侃却可解一时寂寞。正因如此,胡章林料定三伏天开电炉是个玩笑。
5月1日,胡章林到红峰站一月整。一边顶着风雪往道岔上打防冻液,他一边想,幸好没自作聪明揭穿人家,要不然,这场五月飞雪,就是替吕奉清喊冤。
跟下在春节里的雪比起来,五月那一场,只能叫毛毛雨。积雪堆了一尺多厚,下了又化,化了又下,像过年时的长辈家,拜年的人出出进进,就没断过。胡章林已几年没吃过家里的团年饭,雪下成这样,作为一站之长,更走不了。雪积得厚实结了冰,道岔扳不动。胡章林和同事没日没夜扫雪,扫完南端扫北端,扫完北端扫南端,三天里走过的路,比平常半个月走的要多。
不是平常懒得动。红峰站同昆明端的邻站乐武一样,地处高山,不通公路,老乡们进站出站,走的是一尺宽的盘山道。能去盘山路上遛遛弯也还不错,可是不能——遇到紧急情况,车站职工必须在五分钟内赶回站上。铁道线路虽说是路,只能行车,两只脚上去,则是踩了红线。只能在一百三十米长的站台上溜达了,站台上的人,来来回回,成了钟摆。
一年后,卢波问胡章林,可还待得下去?胡章林嘿嘿笑道:“你把老婆娃娃都骗得过来,我还待不下去?”
三
卢波在距红峰八公里的乐武站任值班员已有四个年头。2022年春节,他的回家计划,因一场大雪搁浅。
正月初一,轮到卢波大休。头一天,看了天气预报,他给妻子打电话:“我回不去了,你带两个姑娘来站上团年!”
妻子、女儿搭慢车来乐武,看到眼前是一个雪国,远处是几个雪人。火车到站是18时02分,可厨房里冷锅冷灶,半点年味儿没有。
知道有一场硬仗要打,站长蒋中国把人分成两拨,一拨对付上半夜,一拨对付下半夜。人手还是吃紧,副站长王坤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我这身子骨,可以熬两个通宵。”
妻子埋怨丈夫,不该把妇女儿童骗到这冰天雪地:“连口热饭都吃不到,团什么年?”
卢波黠笑道:“你一来,我们不就有热饭吃了?!”
三天后雪霁天晴,妻女返程,卢波假期的进度条也拉到了底部。蒋中国启发卢波给妻子说几句暖心话,钢铁直男酝酿小半天,说得大义凛然:“前人打下的江山,我们必须守住!”
蒋中国担心卢波会被妻子一番挖苦。不是不能说真话,但是钢轨,该有曲线时,还得转个弯。哪知人家是这么说的:“火车来的来去的去,一点没耽搁。南来北往的人都在回家过年,饭桌边上,不缺我们几个。”
闻言,一旁的蒋中国快步躲到别处。这是什么话呀,这是催泪瓦斯。
四
红峰站、乐武站时常被冰雪围困,新江站、大湾子站每一年的四到十一月,则像架在火炉上烤。
沙子里能焐熟鸡蛋,周传军只当吹牛。等他被调到大湾子当站长,别人说他吹牛时,他会佯装生气:“你来大湾子,吃不到‘金沙牌’鸡蛋,再说我扯淡不迟。”
他是真的在沙子里头埋过鸡蛋。不到两小时,蛋熟过了心。
他还学着煎过。蛋壳一磕、一掰,蛋清蛋黄,越狱般冲上钢轨。跑不多远,慢了,停了,像脚踩在胶上,举步维艰。
正午,亮光从钢轨上升起一米高,白喇喇的,如有一长排电焊机同时作业。又像一张牵开的网,明知不可得而想得的清凉,通通被一网打尽。
每趟车经过要八分钟。轮到值班,周传军和其他值班员一样,站在只有顶盖的岗亭里迎送列车。顶盖是滚烫的、脚下是滚烫的,紧紧包裹住身子的空气是滚烫的。岗亭里的八分钟,是甑子里的八分钟。
这是真真正正的九蒸九焙。每天四十多趟车,一半在白天通过,其中又有一半,要穿过四十多度的高温。衣服在岗亭里被热浪湿透,回到行车室,又被空调吹干。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十个小时下来,凝在前胸后背的盐,可以炒一桌菜。
江边打出的井水,含硝量不是一般重,衣服洗净,没晾干就脏了。一层硝,灰一样巴在上面。
最难下咽的不是水,是肉。一周去元谋县城买一回菜,6162次列车从元谋站一路摇晃,买菜的人还没到站,背篼里的“新鲜肉”已经变了颜色。洗、煮、炸都没法去除异味,夹肉、嚼肉、吞肉,得反复给自己做思想动员。
大快朵颐的肉食者也是有的。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花脚蚊子,只要逮着人,长矛般的口器,稳准狠。
只有寂寞、枯燥与红峰、乐武同款,与成昆线上几乎都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车站如出一辙。居住分散的大湾子村,老老少少加起来只有一百八十多人,只有6161、6162次列车停靠时,车站上会多出几张人影。
离大湾子村最近的是成都方向、八公里外的摸鱼鲊村。因为不通公路,村子与村子、村子与外界的距离,更加显得遥远。对于远亲的热情,朴实的彝族同胞,“转移支付”到了近邻身上。杀猪、宰羊、捉到鱼,老乡们会请站上的人去做客,总是拂了人家美意也不好,时间允许的话,车站派出代表,捎上香烟、水果、小零食,去同老乡联欢。曾经有一回,周传军只身穿越过四公里多长的大湾子2号隧道。当人在黑暗里越陷越深,隧道口不断变小,寂寞感随之扩张。远处传来一声风笛,闲暇时爱读几页诗的周传军,自然而然想到一个句子:
孤独的最深处车来车往。
五
被蛇咬了要喊痛,要躲要逃。但是有人,会反过来把蛇吓上一跳。
刘世荣曾经以为,人生是一列火车,告别始发站后,会有一连串站台等在前面。哪料判断出了错,错就错在他不是一列火车,自打到了红峰,他就是一颗螺栓。时间的扳手一圈圈转动,他与铁道线越贴越紧,直到浑然一体,再也无法分开。
刘世荣是1978年从内江车务段来的红峰站。成昆线条件艰苦无人不知,但是来之后,现实和想象的落差,还是让在上海当过六年兵,见识过大都市繁华的他吃惊不小。信号楼是一间小平房,职工有的住车皮,有的住瓦房,冬天里零下十几度,没人睡得安稳。下雨天,人穿雨衣,设备也得拿“雨披”武装起来。吃的水是山沟里接的,粮和菜,要到喜德、冕宁去买。一年十二天探亲假,其余三百多天,根都扎在站上……
刘世荣是扳道员。扳道员的工作,是根据值班员指令扳动进出口的道岔,帮助列车“转弯”。一天只有两趟慢车在红峰停靠,车站附近又没有人户,当赶车的村民被火车带走,或者消失在路沿下、密林中、村舍里,找个说话的人成了奢望——不多的几名同事,要么值班,要么休息,准备值班。
是时间耐心十足地教给了刘世荣解闷的法子:上山摘野菜,去附近的河沟钓鱼,在站房边的空地上栽花养草,把本该花在儿女身上的精力,花费在他们身上……
早一天退休回内江,尽父亲、儿子、丈夫没有尽到的责任。刘世荣朴素如一个五等小站的心愿,竟成了移天易日般的野心。
八年后,父亲不在了。刘世荣还在红峰,当他的扳道员。
又过了五年,母亲没等到儿子回家,永远闭上了双眼。
光阴渐渐老去,刘世荣当了爷爷,当了外公。子女都在西昌安家,得空时,刘世荣和老伴也去看看他们。爷爷、外公讲的故事,小家伙们起初也感兴趣。后来就懒得听了,讲来讲去,都是“红峰”,都是火车。
刘世荣2003年5月退休。儿女们争着接父亲母亲一起住,既是尽孝,也指望带娃多一股力量。在儿子家住了一周,刘世荣胸闷气胀,整日咳个不停。儿媳买来的药,他一颗不吃;一句把握十足的话,他说了三遍:“只要回去,保证啥毛病没有。”
果然,搬回红峰才两天,刘世荣的喉结,安静如一个山头。
妻子是2018年去世的。再任他形单影只待山上,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不放心也不安心。任谁也想不到,刘世荣被“绑”下山三回,生了三场病。
从那以后,刘世荣彻底得了自由,得了红峰。那里早已没有他的工位,但是有他栽的花草,有在他注视下容颜变换的站房,有他从山上接来,取名“百岁泉”的自来水,有让人心跳的风笛和奔腾在铁轨上的进行曲……对他来说,够了。
2023年1月25日的日历翻过,刘世荣已是八旬老人。有人问起什么时候和红峰告别,刘世荣说:“我这辈子,哪都不去了。”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11日 14版)